【资料图】

与假定B-1细胞和B-2细胞源自不同祖细胞的谱系模型不同，“选择模型”认为所有B细胞都源自相同的祖细胞，但最终由B细胞受体的抗原特异性决定B细胞最终的分化方向(Baumgarth 2011; Ratcliffe 2016)。

目前已知B-1和B-2细胞的Ig库存在显著差异(Lalor and Morahan 1990)，且B-1a细胞会产生自身抗体，例如针对单链DNA、Thy-1、红细胞、氧化脂质（包括磷脂酰胆碱PtC和类风湿因子）等的抗体，而此类自身抗体很少由B-2细胞产生(Casali et al. 1987; Hardy et al. 1987; Mercolino et al. 1988)。以上证据表明，自身抗原可能是B-1细胞选择的主要驱动因素。

此外，特异性识别PtC的B-1细胞占成年小鼠腹腔B-1细胞的很大一部分(Mercolino et al. 1986, 1988; Arnold and Haughton 1992)。进一步的分析表明，这些细胞倾向于利用一组有限的Ig可变基因（C57BL/6小鼠B-1细胞主要使用VH12与Vκ4配对或VH11与Vκ9配对）(Mercolino et al. 1988; Arnold and Haughton 1992; Hardy et al. 1989; Arnold et al. 1994)。此外，Hayakawa等发现Thy-1敲除小鼠中没有Thy-1特异性B-1细胞或抗Thy-1抗体 (Hayakawa et al. 1999, 2003)。这些结果提供了有力的证据，即B-1细胞在体内主要介导自身反应。

前文已有提及，BCR信号强度可以影响B细胞的分化（参见cv23577329）。研究发现，BCR信号传导受损的小鼠中B-1细胞的数量显着减少；另一方面，CD22或CD72等负性调节因子的突变会导致BCR信号增强，通常伴随B-1细胞发育的提高和B-2的受限（详见Berland & Wortis 2002年的综述）。

另外，B-1来源的BCR转基因小鼠（仅含VH12或VH12-Vκ4）主要发育成B-1细胞，与BCR特异性在B-1细胞发育中起重要作用的假设一致(Arnold et al. 1994)。此外，Lam和Rajewsky曾报道BCR的特异性与表面密度能够影响B细胞亚群的分化方向(Lam & Rajewsky 1999)。最近借助可诱导的小鼠模型，Graf等人实现在体内改变转基因小鼠的BCR特异性，巧妙地将B-2细胞的BCR转换为B-1细胞典型的自身反应性BCR（如补图1.4.3），发现这些B-2细胞最终分化为B-1细胞(Graf et al. 2019)。这些诱导的B-1细胞不仅表达了典型的表面标志物，而且具备B-1细胞基本的功能特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他们的实验条件下，B-1细胞几乎不能转化为B-2细胞。

这些案例说明BCR特异性是B-1与B-2细胞谱系选择的要素。